思维改变生活 Archive

  • 心理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其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它是著名的行为主义创始人斯金纳所做的,更在于它以一种非常简练的方式揭示了人和动物的某些行为的深刻联系。这个实验被称为“迷信的鸽子”,并被收录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实验是这样的:给笼子里的一群鸽子喂食,喂食器被触发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喂食以后,会发现,笼子里面的鸽子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迷信”行为,有的鸽子不停地转圈,有的鸽子一个劲地啄笼子的某个特定位置,有的鸽子不停地摇头,等等。仿佛他们相信这样做就能影响喂食器给食一样。这个实验有趣就有趣在他跟人类的迷信行为(例如穿某只特定的袜子跟赢球的联系)的本质上的相似性。(出于某些奇怪的心理,心理学家和大众都挺喜欢这种对人类进行降格的实验,其中心理学家们最好的一口的就是这种在动物身上重现人类的行为的实验。)

迷信,毫无疑问可算是一种思维的“牢笼”,所谓迷信就是一种跟现实规律不相符合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如相信一个无根据或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对真理有着执(bìng)着(tài)追求的物种,我们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生活在幻觉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对迷信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反感。

这本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近几十年来,工作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交界处的一群人逐渐意识到,我们所共有的许多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行为或怪癖,如果放到整个生物演化的大框架下面去看,就讲得通了,这门学科就是进化心理学。这方面最为公众所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质疑。例如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分钱实验(正式说法叫“最后通牒游戏”):你跟另外一个被试参与这个实验,心理学家给了另一个人一百块钱,他可以随意进行分配比例,可以给你1毛钱,也可以全给你,而你只能做两件事情,接受或者拒绝,如果你拒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任何钱。现在,如果对方只给你一毛钱,你会怎么做呢?理性人假设是说,只要他分给你的钱是非零的,你都选择接受,因为从(绝对)获利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更好(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谁也不会这么做,对于不公平的分配,我们往往“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这说明我们做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个人绝对收益。事实上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拥有相对繁衍优势的基因才最终会被留存下来,“相对(而不是绝对)优势”才是终极的目标函数。为了保持相对优势,我们不仅愿意放弃,甚至有时候愿意牺牲绝对利益。例如有这样一则有趣的寓言:你是一个农夫,你的邻居有一次恶意毁了你半亩田,你很愤怒,这个时候上帝出现了,上帝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保持原样,另一个是上帝再毁掉你半亩田,但同时却毁掉你邻居一整亩田。你会怎么选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也无需对人性的阴暗面感到灰心,这个逻辑的反面同样成立,即我们对于合作行为也是“投桃报李”的,比如《合作的进化》就是专门讲我们的合作基因的。)

迷信也是类似的道理。乍看起来迷信的确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尤其是当你把目光只放在那些“真·迷信”上的时候,你难免会感叹人类有时候真是蠢到家了。但是,实际上,迷信只不过是我们高度进化的适应机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by-product)。说到这个,故事就多了去了。这里再讲两个进化心理学家们最喜欢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提过):假想你是原始人,你在树林里面打猎,听到身旁不远处的灌木丛可疑地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按兵不动,还是更愿意相信后面有一头猛兽而走为上计呢?当然是走为上计,因为如果真有猛兽,你就捡了一条命,如果没有猛兽,你除了吓一跳以及花点力气之外也没什么损失。再如食物中毒:在我们茹毛饮血的远古生活中,食品安全实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进化选择压力,假想你在吃了某东西之后不久上吐下泻,即便有可能只是巧合,出于保险起见也还是假定是食物有毒,下次不吃为妙,因为不吃该食物的话还有别的食物可以选择,无关大局;但吃了的话可能代价就大了。

学术界把以上提到的两种错误,即“没风险时误以为有”跟“有风险时误以为没有”分别称为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妹子无意时误为有意”和“妹子有意时误为无意”)。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必须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有所取舍,考虑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因传宗接代,而不是做不要命的科学家,所以进化之筛选择出来的决策系统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我们的这个在未知面前为了最大可能性确保生存繁衍优势而作出的特定选择偏好,被统一称为Error Management System。事实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的取舍贯穿了我们日常生活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孕妇辐射服科普了那么多年,销量还是那么火,也是类似的道理:对于大众来说,要深入理解枯燥的科学研究到情感上确信防辐射服的确没有必要的地步,是不大现实的,所以科普了许多年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虽然很可能报纸上、科学家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并不排除他们弄错了的可能性”(毕竟科学家们犯错也是家常便饭),既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穿了也不过就花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况且一辈子也就生那么一(几)次孩子),而不穿的话则“不排除”严重后果,那么还是穿了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确定性的代价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风险的现象,正如同发达的保险业一样。

    逃出你的肖申克(六):看不见的牢笼(下):柏拉图的洞穴

    心理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其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它是著名的行为主义创始人斯金纳所做的,更在于它以一种非常简练的方式揭示了人和动物的某些行为的深刻联系。这个实验被称为“迷信的鸽子”,并被收录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实验是这样的:给笼子里的一群鸽子喂食,喂食器被触发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喂食以后,会发现,笼子里面的鸽子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迷信”行为,有的鸽子不停地转圈,有的鸽子一个劲地啄笼子的某个特定位置,有的鸽子不停地摇头,等等。仿佛他们相信这样做就能影响喂食器给食一样。这个实验有趣就有趣在他跟人类的迷信行为(例如穿某只特定的袜子跟赢球的联系)的本质上的相似性。(出于某些奇怪的心理,心理学家和大众都挺喜欢这种对人类进行降格的实验,其中心理学家们最好的一口的就是这种在动物身上重现人类的行为的实验。) 迷信,毫无疑问可算是一种思维的“牢笼”,所谓迷信就是一种跟现实规律不相符合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如相信一个无根据或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对真理有着执(bìng)着(tài)追求的物种,我们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生活在幻觉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对迷信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反感。 这本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近几十年来,工作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交界处的一群人逐渐意识到,我们所共有的许多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行为或怪癖,如果放到整个生物演化的大框架下面去看,就讲得通了,这门学科就是进化心理学。这方面最为公众所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质疑。例如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分钱实验(正式说法叫“最后通牒游戏”):你跟另外一个被试参与这个实验,心理学家给了另一个人一百块钱,他可以随意进行分配比例,可以给你1毛钱,也可以全给你,而你只能做两件事情,接受或者拒绝,如果你拒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任何钱。现在,如果对方只给你一毛钱,你会怎么做呢?理性人假设是说,只要他分给你的钱是非零的,你都选择接受,因为从(绝对)获利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更好(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谁也不会这么做,对于不公平的分配,我们往往“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这说明我们做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个人绝对收益。事实上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拥有相对繁衍优势的基因才最终会被留存下来,“相对(而不是绝对)优势”才是终极的目标函数。为了保持相对优势,我们不仅愿意放弃,甚至有时候愿意牺牲绝对利益。例如有这样一则有趣的寓言:你是一个农夫,你的邻居有一次恶意毁了你半亩田,你很愤怒,这个时候上帝出现了,上帝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保持原样,另一个是上帝再毁掉你半亩田,但同时却毁掉你邻居一整亩田。你会怎么选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也无需对人性的阴暗面感到灰心,这个逻辑的反面同样成立,即我们对于合作行为也是“投桃报李”的,比如《合作的进化》就是专门讲我们的合作基因的。) 迷信也是类似的道理。乍看起来迷信的确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尤其是当你把目光只放在那些“真·迷信”上的时候,你难免会感叹人类有时候真是蠢到家了。但是,实际上,迷信只不过是我们高度进化的适应机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by-product)。说到这个,故事就多了去了。这里再讲两个进化心理学家们最喜欢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提过):假想你是原始人,你在树林里面打猎,听到身旁不远处的灌木丛可疑地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按兵不动,还是更愿意相信后面有一头猛兽而走为上计呢?当然是走为上计,因为如果真有猛兽,你就捡了一条命,如果没有猛兽,你除了吓一跳以及花点力气之外也没什么损失。再如食物中毒:在我们茹毛饮血的远古生活中,食品安全实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进化选择压力,假想你在吃了某东西之后不久上吐下泻,即便有可能只是巧合,出于保险起见也还是假定是食物有毒,下次不吃为妙,因为不吃该食物的话还有别的食物可以选择,无关大局;但吃了的话可能代价就大了。 学术界把以上提到的两种错误,即“没风险时误以为有”跟“有风险时误以为没有”分别称为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妹子无意时误为有意”和“妹子有意时误为无意”)。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必须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有所取舍,考虑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因传宗接代,而不是做不要命的科学家,所以进化之筛选择出来的决策系统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我们的这个在未知面前为了最大可能性确保生存繁衍优势而作出的特定选择偏好,被统一称为Error Management System。事实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的取舍贯穿了我们日常生活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孕妇辐射服科普了那么多年,销量还是那么火,也是类似的道理:对于大众来说,要深入理解枯燥的科学研究到情感上确信防辐射服的确没有必要的地步,是不大现实的,所以科普了许多年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虽然很可能报纸上、科学家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并不排除他们弄错了的可能性”(毕竟科学家们犯错也是家常便饭),既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穿了也不过就花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况且一辈子也就生那么一(几)次孩子),而不穿的话则“不排除”严重后果,那么还是穿了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确定性的代价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风险的现象,正如同发达的保险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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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是如此有名以至于被人尊称为“克拉克第一定律”):“如果一位有名望的老科学家告诉你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极有可能是错的。”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知识是一把双刃剑”这个道理在心理学领域其实并不新鲜,《Made To Stick》上面就提到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A心里想一首曲子,然后用打拍子的方式打出来,B听着A的拍子要去猜测A打的实际是哪个曲子。参与者选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曲子,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此处根据中国国情稍加演绎)。这个实验的亮点在于,往往A认为“那么简单的曲子”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呢?而实际上B听了却就是猜不出来。A对B能否猜中的概率估计,与B实际猜中的概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A以为50%的人能猜出来,而实际上只有可怜的2.5%)。 

原因?因为A心里本来就知道答案(曲子本来就是A定的),所以对于A来说这是“显然”的,但B只听到拍子,对B来说再简单的拍子也并不是“显然”的。关键在于,由于A心里明知答案,就无法去设想不知道答案的B听到那样的拍子时是什么感觉,也就无法真正准确地推测出B猜中的概率了。 

实验者把这个现象称为“知识的诅咒”:由于知道某个知识,反而影响了判断。在以上的实验当中,如果A自己并不知道曲子,(曲子是实验者选的,拍子也是实验者打的),那么A就能够体会到B的感觉了。 

以上这个例子,只要稍加引申一下,就不难类推到一个日常现象:为什么说大多数时候换位思考只是个陷阱。因为真正的换位思考,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对方大脑中所有真正影响他决策和行为的因素,这包含太多的东西:对方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甚至对方那一刻的情绪。一个人的行为由众多因素来决定,其中绝大多数因素常常隐藏在我们根本觉察不到的潜意识层面(《Strangers to Ourselves》),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其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说要别人还能够真正的“换位”了。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摆脱自己大脑中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情绪的影响。这两者本身都极其困难,乘起来更是难于登天。所以说现实当中的大多所谓换位思考一不小心就沦为以己度人。 

有时候,当事情所涉及到的是人之常情,的确是可以以己度人(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差不多),例如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那么当侵犯别人隐私的时候只要想想自己愿不愿意成为对方就可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念的时候,例如价值观,那么就会落入以己度人的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生规划,往往抱着好心,办着坏事,因为当父母“换位思考”什么是“为子女好”的时候,无法摆脱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价值观是一个人内心非常强大而又隐蔽的东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的价值观而真正从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角度去考虑(要是真的能够在内心那么容易地“切换”价值观的话,价值观就不叫价值观了),于是父母将“己所欲”施于“子女”。这里父母们自己的价值观,就仿佛前面那个实验当中被试A心里所想的曲子。因此,原则上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己所欲勿施于人。 

如果你对于Critical Thinking有所了解,你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谬误(Fallacy),叫Affirming the consequent,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玫瑰需要水,所以玫瑰是植物。这个逻辑咋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直觉逻辑”常犯的错误之一,由于所有人脑袋里都知道“玫瑰是植物”这个“知识”是正确的,所以爱屋及乌地也认可了它的“伪前提”(也就是说“结论是对的”意味着“逻辑是对的”)。如果把这里的结论换成错误的,你就摆脱了“知识的诅咒”,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人需要水,所以人是植物。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知识的诅咒只是我们思维的众多牢笼之一。

    逃出你的肖申克(五):看不见的牢笼(上)

    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是如此有名以至于被人尊称为“克拉克第一定律”):“如果一位有名望的老科学家告诉你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极有可能是错的。”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知识是一把双刃剑”这个道理在心理学领域其实并不新鲜,《Made To Stick》上面就提到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A心里想一首曲子,然后用打拍子的方式打出来,B听着A的拍子要去猜测A打的实际是哪个曲子。参与者选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曲子,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此处根据中国国情稍加演绎)。这个实验的亮点在于,往往A认为“那么简单的曲子”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呢?而实际上B听了却就是猜不出来。A对B能否猜中的概率估计,与B实际猜中的概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A以为50%的人能猜出来,而实际上只有可怜的2.5%)。 原因?因为A心里本来就知道答案(曲子本来就是A定的),所以对于A来说这是“显然”的,但B只听到拍子,对B来说再简单的拍子也并不是“显然”的。关键在于,由于A心里明知答案,就无法去设想不知道答案的B听到那样的拍子时是什么感觉,也就无法真正准确地推测出B猜中的概率了。 实验者把这个现象称为“知识的诅咒”:由于知道某个知识,反而影响了判断。在以上的实验当中,如果A自己并不知道曲子,(曲子是实验者选的,拍子也是实验者打的),那么A就能够体会到B的感觉了。 以上这个例子,只要稍加引申一下,就不难类推到一个日常现象:为什么说大多数时候换位思考只是个陷阱。因为真正的换位思考,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对方大脑中所有真正影响他决策和行为的因素,这包含太多的东西:对方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甚至对方那一刻的情绪。一个人的行为由众多因素来决定,其中绝大多数因素常常隐藏在我们根本觉察不到的潜意识层面(《Strangers to Ourselves》),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其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说要别人还能够真正的“换位”了。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摆脱自己大脑中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情绪的影响。这两者本身都极其困难,乘起来更是难于登天。所以说现实当中的大多所谓换位思考一不小心就沦为以己度人。 有时候,当事情所涉及到的是人之常情,的确是可以以己度人(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差不多),例如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那么当侵犯别人隐私的时候只要想想自己愿不愿意成为对方就可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念的时候,例如价值观,那么就会落入以己度人的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生规划,往往抱着好心,办着坏事,因为当父母“换位思考”什么是“为子女好”的时候,无法摆脱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价值观是一个人内心非常强大而又隐蔽的东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的价值观而真正从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角度去考虑(要是真的能够在内心那么容易地“切换”价值观的话,价值观就不叫价值观了),于是父母将“己所欲”施于“子女”。这里父母们自己的价值观,就仿佛前面那个实验当中被试A心里所想的曲子。因此,原则上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己所欲勿施于人。 如果你对于Critical Thinking有所了解,你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谬误(Fallacy),叫Affirming the consequent,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玫瑰需要水,所以玫瑰是植物。这个逻辑咋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直觉逻辑”常犯的错误之一,由于所有人脑袋里都知道“玫瑰是植物”这个“知识”是正确的,所以爱屋及乌地也认可了它的“伪前提”(也就是说“结论是对的”意味着“逻辑是对的”)。如果把这里的结论换成错误的,你就摆脱了“知识的诅咒”,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人需要水,所以人是植物。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知识的诅咒只是我们思维的众多牢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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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学上,对于一些罹患严重癫痫症的病人,一种万不得已但颇为有效的方法是切断其大脑的胼胝体。胼胝体是两个脑半球之间的信息高速通道,含有2亿多条神经纤维,一旦切断之后,两脑半球之间的沟通也就相当于从信息时代回到了石器时代。经过这类手术的不幸的病人被称为“裂脑人”。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了关于人类大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例如《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一章“一个脑还是两个脑”里面提到的研究揭示出左右脑在空间感,视觉触觉,语言方面的一些深刻而有趣的差异。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里面则提到另一则非常有趣的有关裂脑人的研究:我们知道,语言能力主要在左脑。对于裂脑人,我们将两幅不同的图画分别呈现给裂脑人的左脑和右脑,呈现给左脑的图画上面是一只鸡爪,而呈现给右脑的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牧场。这之后,让他从一堆图片中寻找能跟他看到的图片相匹配的图片。结果非常耐人寻味:裂脑人的左手(右脑控制)会去选择一把铁锹(铁锹铲除牧场上的白雪),而其右手(左脑控制)则会去选择一只小鸡(小鸡和鸡爪配对)。两个脑半球分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选择了最匹配的图片。然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实验者询问被试为什么选择这两幅图片的时候。裂脑人会说:“哦,很简单啊,小鸡有鸡爪,而铁锹用来铲鸡屎”。

    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医学上,对于一些罹患严重癫痫症的病人,一种万不得已但颇为有效的方法是切断其大脑的胼胝体。胼胝体是两个脑半球之间的信息高速通道,含有2亿多条神经纤维,一旦切断之后,两脑半球之间的沟通也就相当于从信息时代回到了石器时代。经过这类手术的不幸的病人被称为“裂脑人”。对裂脑人的研究发现了关于人类大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例如《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一章“一个脑还是两个脑”里面提到的研究揭示出左右脑在空间感,视觉触觉,语言方面的一些深刻而有趣的差异。 《How We Know What Isn't So》里面则提到另一则非常有趣的有关裂脑人的研究:我们知道,语言能力主要在左脑。对于裂脑人,我们将两幅不同的图画分别呈现给裂脑人的左脑和右脑,呈现给左脑的图画上面是一只鸡爪,而呈现给右脑的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牧场。这之后,让他从一堆图片中寻找能跟他看到的图片相匹配的图片。结果非常耐人寻味:裂脑人的左手(右脑控制)会去选择一把铁锹(铁锹铲除牧场上的白雪),而其右手(左脑控制)则会去选择一只小鸡(小鸡和鸡爪配对)。两个脑半球分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选择了最匹配的图片。然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实验者询问被试为什么选择这两幅图片的时候。裂脑人会说:“哦,很简单啊,小鸡有鸡爪,而铁锹用来铲鸡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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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ynaptic Self》中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由于人的大脑是经过漫长的进化年代“堆积”起来的,也就是说,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高级灵长类这些进化阶段,我们的大脑从只有原始的反射模块,到拥有初步的情感区域,一直到神奇的具有6层结构的“新皮质”所支撑的高级认知能力,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并非上帝预先编程架构好的,而更像是在既有结构上“叠床架屋”,比如,大脑从内到外基本上是按照进化年代来排序的,比如啮齿类等一些小型哺乳动物的新皮质是光滑的,这是新皮质在进化出高级灵长类之前的样子,后来为了解决大脑中空间不够的问题,进化之手发明了大脑皮层沟回,通过这些褶皱,在不增加太多占用体积的前提下使得大脑皮层表面积暴涨,正是这些褶皱使得灵长类进化出独特的高级认知活动,如工作记忆,语言。这种“堆砌式”的进化有它节省和复用的好处(《Kludge》),然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奇特的“进化时滞”效应——进化年代较近的大脑模块和较久远的模块之间要达成完美沟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之前便会造成多个模块之间面对同一个问题决策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很重要,必须提前准备并持之以恒,然而我们内心的另一个小声音却在万般阻挠我们把屁股从床上挪开或者把眼睛从网页上挪开;我们明明知道赌博,烟酒,犯罪是不对的,然而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在喋喋不休地催我们动手去做。我们明明知道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不宜多吃,但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总是怂恿着再吃最后一勺(不禁让人想起《傀儡人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这个争端中败下阵来的却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高级认知模块,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似乎根本就没有启用,而是凭借着本能或直觉“自动驾驶”自己的身体(《Gut Feelings》)。

    逃出你的肖申克(三):遇见20万年前的自己

    《Synaptic Self》中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由于人的大脑是经过漫长的进化年代“堆积”起来的,也就是说,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高级灵长类这些进化阶段,我们的大脑从只有原始的反射模块,到拥有初步的情感区域,一直到神奇的具有6层结构的“新皮质”所支撑的高级认知能力,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并非上帝预先编程架构好的,而更像是在既有结构上“叠床架屋”,比如,大脑从内到外基本上是按照进化年代来排序的,比如啮齿类等一些小型哺乳动物的新皮质是光滑的,这是新皮质在进化出高级灵长类之前的样子,后来为了解决大脑中空间不够的问题,进化之手发明了大脑皮层沟回,通过这些褶皱,在不增加太多占用体积的前提下使得大脑皮层表面积暴涨,正是这些褶皱使得灵长类进化出独特的高级认知活动,如工作记忆,语言。这种“堆砌式”的进化有它节省和复用的好处(《Kludge》),然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奇特的“进化时滞”效应——进化年代较近的大脑模块和较久远的模块之间要达成完美沟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之前便会造成多个模块之间面对同一个问题决策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很重要,必须提前准备并持之以恒,然而我们内心的另一个小声音却在万般阻挠我们把屁股从床上挪开或者把眼睛从网页上挪开;我们明明知道赌博,烟酒,犯罪是不对的,然而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在喋喋不休地催我们动手去做。我们明明知道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不宜多吃,但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总是怂恿着再吃最后一勺(不禁让人想起《傀儡人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这个争端中败下阵来的却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高级认知模块,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似乎根本就没有启用,而是凭借着本能或直觉“自动驾驶”自己的身体(《Gut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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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取决于你记得多少,而在于它们能否在恰当的时候被回忆起来。

让我稍微说得更详细一点:学习新知识并将其存放于大脑中,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恰当的时候能够想得起来去使用。因此,学习的有效性显然应该这样来衡量:当遇到需要用到学过的知识的时候,相关的知识是否会自动从你脑海中“蹦”出来,最起码——能否通过有意识的搜索将它们提取出来。

这可不像它听上去那么简单,否则就不会有“掉书袋”、“读死书”这种修辞手法了。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点,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关于学习与记忆机制的实验:

《找寻逝去的自我》上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这样一个任务:给你一个单词(如brain),要你寻找它的押韵单词(如train)。一段时间之后问你记不记得当时给你的单词是什么了。你可能会不大记得了。现在,如果当时不是要你寻找押韵单词,而是要你联想该单词的含义或功能(如brain的功能),那么你事后回忆起来当时是什么单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对此一个靠谱的解释是:后一种记忆编码方式(称为精细编码)提供了更多的提取线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一个线索被触发都可能顺藤摸瓜地拎出整条鱼记忆来。

一个非常类似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忘了出处了,顺便请教知道的同学:)):

给出同样一组单词,让一组被试数一数每个单词有多少个音节,让另一组被试阅读单词的含义(或者设想单词可以被使用在哪些场景中),之后让两组被试回忆列表上的单词,猜哪一组能够回忆出更多?

这是一个被广为认可的记忆机制,即: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将许多线索(例如当时的场景、问题的背景,甚至所处的语言环境、空间位置)一并编码进了记忆,事后能否提取出这段记忆严重取决于提取线索是否丰富、以及在回忆的时候是否重现了记忆时的线索。

    [BetterExplained]如何有效地记忆与学习

    你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取决于你记得多少,而在于它们能否在恰当的时候被回忆起来。 让我稍微说得更详细一点:学习新知识并将其存放于大脑中,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恰当的时候能够想得起来去使用。因此,学习的有效性显然应该这样来衡量:当遇到需要用到学过的知识的时候,相关的知识是否会自动从你脑海中“蹦”出来,最起码——能否通过有意识的搜索将它们提取出来。 这可不像它听上去那么简单,否则就不会有“掉书袋”、“读死书”这种修辞手法了。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点,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关于学习与记忆机制的实验: 《找寻逝去的自我》上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这样一个任务:给你一个单词(如brain),要你寻找它的押韵单词(如train)。一段时间之后问你记不记得当时给你的单词是什么了。你可能会不大记得了。现在,如果当时不是要你寻找押韵单词,而是要你联想该单词的含义或功能(如brain的功能),那么你事后回忆起来当时是什么单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对此一个靠谱的解释是:后一种记忆编码方式(称为精细编码)提供了更多的提取线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一个线索被触发都可能顺藤摸瓜地拎出整条鱼记忆来。 一个非常类似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忘了出处了,顺便请教知道的同学:)): 给出同样一组单词,让一组被试数一数每个单词有多少个音节,让另一组被试阅读单词的含义(或者设想单词可以被使用在哪些场景中),之后让两组被试回忆列表上的单词,猜哪一组能够回忆出更多? 这是一个被广为认可的记忆机制,即: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将许多线索(例如当时的场景、问题的背景,甚至所处的语言环境、空间位置)一并编码进了记忆,事后能否提取出这段记忆严重取决于提取线索是否丰富、以及在回忆的时候是否重现了记忆时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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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king Up the Mind》上讲了这么一个简单但深刻的实验: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反应是:5个凸的按钮,1个凹的按钮。

现在仅仅将图片上下颠倒一下: 

在我们眼中立即就变成了:1个凸的按钮,5个凹的按钮。

为什么同一副图片,仅仅是上下颠倒一下,我们就对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呢?

我们知道,视觉图像要到达大脑,首先要在视网膜上成像(视网膜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感光细胞),刺激感光细胞形成的神经电冲动然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神经通路到达视觉皮层。但后续的繁杂步骤其实都是对视网膜上成的像的处理。这里,对我们的讨论而言视网膜不妨可以看作一张感光胶片,重点在于视网膜上的像完全是一张二维图片。大脑从图像中提取出来的任何信息都以这张二维图片为原始素材。

那么,究竟大脑是怎么从二维图片中看出(推导出)三维的?

    逃出你的肖申克(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视觉错觉到偏见

    《Making Up the Mind》上讲了这么一个简单但深刻的实验: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反应是:5个凸的按钮,1个凹的按钮。 现在仅仅将图片上下颠倒一下: 在我们眼中立即就变成了:1个凸的按钮,5个凹的按钮。 为什么同一副图片,仅仅是上下颠倒一下,我们就对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呢? 我们知道,视觉图像要到达大脑,首先要在视网膜上成像(视网膜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感光细胞),刺激感光细胞形成的神经电冲动然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神经通路到达视觉皮层。但后续的繁杂步骤其实都是对视网膜上成的像的处理。这里,对我们的讨论而言视网膜不妨可以看作一张感光胶片,重点在于视网膜上的像完全是一张二维图片。大脑从图像中提取出来的任何信息都以这张二维图片为原始素材。 那么,究竟大脑是怎么从二维图片中看出(推导出)三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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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一个博客有很多好处,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坏处。(阿灵顿的情况属于例外,而非常态,就像不能拿抽烟活到一百岁的英国老太太的个例来反驳抽烟对健康的极大损伤一样)

让我说得更明确一点:用博客的形式来记录下你有价值的思考,会带来很多好处,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坏处。Note:碎碎念不算思考、心情琐记不算思考、唠唠叨叨也不算思考、没话找话也不算思考,请以此类推。

下面是我个人认为写一个长期的价值博客的最大的几点好处:

1) 能够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自己既写博客,也读别人的博客,在这个时代,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拓宽朋友圈子的途径几乎只有一个,通过网络,而如何在网络中寻找到气味相投的朋友,如何判断别人和自己是否有共同语言?显然,通过天天在SNS上碎碎念的那些日记是难以做到的。我佩服的一些朋友几乎全都是长期用博客记录想法的人,因此,和他们即便不打照面,也是心照不宣。即便素未谋面也能坐下来就聊得热火朝天。

为什么博客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方面的潜力要远胜于原始的交谈方式?很简单,第一,博客无地域限制,整个互联网上从A到B只有一个点击的距离,而传统的建立朋友圈子的方法则受到地域限制。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如果按照以前结交朋友的方式,需要互相聊天,交流观点,然后才逐渐熟悉起来,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你遇到另一个陌生人,又要把整个过程重复一次,表达你已经对老友表达过的那番想法。可博客却做到了“一次表达,无数次阅读”,当我看到一个写了好几年的博客,看完了之后我仿佛和这个人交谈了很久,用程序员们喜欢听的话来说就是,“博客极大地增强了话语的复用性”。

我曾在CSDN上写了近六年的博客,在一年半前建立了一个Google Groups(TopLanguage),由于我的博客的长期阅读者都是互相有共同语言的,因此这个Group一开始就热火朝天,而高质量的技术讨论则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牛人的参与,雪球滚起来之后,就很难停下来了,将近一年半下来,从这个Group的讨论中我获益良多[1]。而对于非程序员朋友,科学松鼠会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BetterExplained]为什么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写博客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一个博客有很多好处,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坏处。(阿灵顿的情况属于例外,而非常态,就像不能拿抽烟活到一百岁的英国老太太的个例来反驳抽烟对健康的极大损伤一样) 让我说得更明确一点:用博客的形式来记录下你有价值的思考,会带来很多好处,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坏处。Note:碎碎念不算思考、心情琐记不算思考、唠唠叨叨也不算思考、没话找话也不算思考,请以此类推。 下面是我个人认为写一个长期的价值博客的最大的几点好处: 1) 能够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自己既写博客,也读别人的博客,在这个时代,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拓宽朋友圈子的途径几乎只有一个,通过网络,而如何在网络中寻找到气味相投的朋友,如何判断别人和自己是否有共同语言?显然,通过天天在SNS上碎碎念的那些日记是难以做到的。我佩服的一些朋友几乎全都是长期用博客记录想法的人,因此,和他们即便不打照面,也是心照不宣。即便素未谋面也能坐下来就聊得热火朝天。 为什么博客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方面的潜力要远胜于原始的交谈方式?很简单,第一,博客无地域限制,整个互联网上从A到B只有一个点击的距离,而传统的建立朋友圈子的方法则受到地域限制。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如果按照以前结交朋友的方式,需要互相聊天,交流观点,然后才逐渐熟悉起来,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你遇到另一个陌生人,又要把整个过程重复一次,表达你已经对老友表达过的那番想法。可博客却做到了“一次表达,无数次阅读”,当我看到一个写了好几年的博客,看完了之后我仿佛和这个人交谈了很久,用程序员们喜欢听的话来说就是,“博客极大地增强了话语的复用性”。 我曾在CSDN上写了近六年的博客,在一年半前建立了一个Google Groups(TopLanguage),由于我的博客的长期阅读者都是互相有共同语言的,因此这个Group一开始就热火朝天,而高质量的技术讨论则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牛人的参与,雪球滚起来之后,就很难停下来了,将近一年半下来,从这个Group的讨论中我获益良多[1]。而对于非程序员朋友,科学松鼠会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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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经常在走路和睡前总结所学过的内容,思考遗留的问题,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一个总体的知识框架就会逐渐浮现在脑海中。然后我会将它书写下来,然而,我往往非常惊讶地发现,当我书写的时候,新的内容仍然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就像我的键盘自己也会思考一样。

大半年前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跟波利亚学解题》中写到将问题求解的思维过程记录下来的好处,现在再次回忆起来,当时列出的几点其实不仅对于问题求解是大有好处,对于平时的思考也是同样的道理。

书写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BetterExplained]书写是为了更好的思考

    我经常在走路和睡前总结所学过的内容,思考遗留的问题,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一个总体的知识框架就会逐渐浮现在脑海中。然后我会将它书写下来,然而,我往往非常惊讶地发现,当我书写的时候,新的内容仍然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就像我的键盘自己也会思考一样。 大半年前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跟波利亚学解题》中写到将问题求解的思维过程记录下来的好处,现在再次回忆起来,当时列出的几点其实不仅对于问题求解是大有好处,对于平时的思考也是同样的道理。 书写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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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几天和老婆一起(第 N 遍)看 Friends ,看到 R&R 第一次分手的那集,Rachel 因为工作加班好多天,在 Anniversary  也要加班,Ross 于是把晚餐带到 Rachel 的办公室,本来是一番浪漫好意,结果弄得 Rachel 很不开心,大吵一架于是分手。

冲突在于,Ross 希望能够在 Anniversary  和 Rachel 一起吃饭,而 Rachel 因工作紧张不能一起吃饭。其实这样的利益冲突在亲密关系中非常频繁,甚至可以说是吵架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解决冲突的办法是两人都不越界要求对方,尊重对方的意愿,如果这样看的话,在 R&R 问题中 Ross 显然是 over-the-line 的,因为 Rachel 完全有不和他吃饭的自由,尽管 Ross 的要求很合理。但一旦双方皆认为自己合理,冲突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就必须各自退回到尊重对方的自由。

但其实这也不是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因为这会导致一旦冲突发生,两人就退回到自己的领地,制造出冷战气氛来,“尊重对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着实没有那么容易。

经过老婆的提醒,意识到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案,简言之就是两人都将双方看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下对比使用和不使用这个假设情况下的差别:

    [BetterExplained]亲密关系中的冲突解决

    前几天和老婆一起(第 N 遍)看 Friends ,看到 R&R 第一次分手的那集,Rachel 因为工作加班好多天,在 Anniversary 也要加班,Ross 于是把晚餐带到 Rachel 的办公室,本来是一番浪漫好意,结果弄得 Rachel 很不开心,大吵一架于是分手。 冲突在于,Ross 希望能够在 Anniversary 和 Rachel 一起吃饭,而 Rachel 因工作紧张不能一起吃饭。其实这样的利益冲突在亲密关系中非常频繁,甚至可以说是吵架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解决冲突的办法是两人都不越界要求对方,尊重对方的意愿,如果这样看的话,在 R&R 问题中 Ross 显然是 over-the-line 的,因为 Rachel 完全有不和他吃饭的自由,尽管 Ross 的要求很合理。但一旦双方皆认为自己合理,冲突却不可避免的时候,就必须各自退回到尊重对方的自由。 但其实这也不是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因为这会导致一旦冲突发生,两人就退回到自己的领地,制造出冷战气氛来,“尊重对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着实没有那么容易。 经过老婆的提醒,意识到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案,简言之就是两人都将双方看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下对比使用和不使用这个假设情况下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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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逃出你的肖申克(一):为什么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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